永利大英帝国的千古罪人

不管在过去和现在,很多右翼都憎恨邱吉尔。布坎南不只是重炒孤立主义的冷饭,他的新书也基于当代学者的研究,他们很多都是对邱吉尔评价不高的英国保守派,将战后英国的衰败归咎于他。

永利,责任编辑:唐晓东

自二战后,对温斯顿·邱吉尔的崇拜在英美保守派中就长盛不衰,但在“9·11”后的美国,它更达到空前的高度。
为显示自己的反恐战争决心,布什总统请英国使馆提供一尊邱吉尔的铜制胸像,并将它供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迪克·切尼、鲁迪·朱利阿尼等共和党政要对邱吉尔的虔诚也足以让一个中世纪农民或朝圣者难堪。
这些人在邱吉尔的轶闻中寻找智慧和指示,从邱吉尔的名言中寻找慰藉:慕尼黑式绥靖的愚蠢,决不投降,最美好的时刻,鲜血、汗水与眼泪?
对战时领导人来说,搬出邱吉尔的好处很明显,尤其是当你接受了关于他一生的标准说法:一个曾经被人嘲笑、却准确预见了希特勒的危险性的卡桑德拉;在法国战败后在欧洲独力对抗纳粹的领袖,最终领导国家取得了大胜。哪个领导人不想被贴上“新邱吉尔”的标签呢?
不过,美国右翼长期的特立独行者、《美国保守派》杂志出版人帕特?布坎南却对这一切提出了挑战。
在新书《邱吉尔、希特勒与“不必要的战争”:英国如何失去了它的帝国,西方如何失去了世界》中,布坎南提出,邱吉尔是西方文明的灾难,犯了个千古大错;英国本应奉行“双遏制政策”,不插手欧洲,与希特勒作战,而是让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的俄国互斗,这样大英帝国可以多挺好几代人时间。
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说法不值一驳,建立于不成熟的假设之上:如果拿破仑不打俄罗斯会如何?如果林肯允许南方脱离联邦呢?超人如果是纳粹又会怎样?这些话题只适合大学生辩论会或酒吧闲扯,不是严肃的学术讨论。
尽管布坎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很可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症状他却很有趣。他的观点远非个人奇想,它反映了更广泛的反共右翼的传统观点—不管在过去和现在,很多右翼都憎恨邱吉尔。布坎南是对早期保守主义的回归,或许也是未来趋势的前兆。
从1939
年到1940年,英语世界的保守派(从赫伯特?胡佛、HL?孟肯,到当时还很年轻的威廉?巴克利)都认为,与希特勒作战是个错误。他们主张让德国统治欧洲,充当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这样英语世界就可以继续主宰非洲和亚洲。
1940年,共和党前总统胡佛对邱吉尔不接受希特勒的和平条件很吃惊。第二年,另一个共和党大佬罗伯特?塔夫脱表示,他“强烈认为希特勒的失败对我们并非至关重要”。
布坎南成长在一个孤立主义家庭,他家人将极力不让美国卷入二战的查尔斯?林白视为英雄。布坎南曾在自传中回忆说,他父亲认同1930年代末美国的一句口号:“让希特勒和斯大林决一死战好了。”这种情绪至今仍影响着布坎南对二战的看法。
不过,布坎南不只是重炒孤立主义的冷饭,他的新书也基于当代学者的研究,他们很多都是对邱吉尔评价不高的英国保守派,将战后英国的衰败归咎于他。
着名邱吉尔研究专家约翰?卢卡克斯在1999年出的《伦敦五日》一书中写道,一个修正史观的学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他们的方法和论点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共通的:“1940年5月的邱吉尔没有长远计划,只知道继续战斗下去;他大概被自己对希特勒的执着仇恨所蒙蔽了。
如果他至迟在1941 年接受了希特勒的条件,帝国也许就可以保全。”
这一学派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理论不堪一击。将欧洲拱手送给希特勒的道德问题不言而喻;另外,认为大英帝国的阳寿还能延长一二十年的想法也很荒唐。早在1930年代,印度的民族主义已经羽翼丰满,在整个帝国都播下了火种。很难想象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能比历史现实多保住多久。
简言之,英国的虚弱是二战的部分原因,而不是二战的结果。